荣新江新著辨析：陈寅恪"敦煌伤心史"一语被误读百年
北京，初秋午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一间书斋里，荣新江教授正摊开一卷敦煌写本的影印件。泛黄的纸页上，墨迹历经千年仍清晰可辨。这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刚刚完成了一部只有125页的小书——却足以撼动学界百年来的一个共识。
据公开信息，荣新江所著《"敦煌学"与"伤心史"：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解读》近日由中西书局出版。该书以笺证形式，对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序言逐段拆解、溯源考据。这篇序文篇幅不长，却在近代敦煌学与学术史上地位极高，百余年来被反复研读、援引阐释。荣新江在书中指出，学界对其中一句名言的理解，可能从一开始就走偏了。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流传极广，几乎成为敦煌学的标志性注脚。荣新江在书中专门用一整节辨析这一问题。他指出，陈寅恪原文在这句话前有"或曰"二字——即"有人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写作策略：先引述一个流行观点，再就此展开辨析与反思。
据多家媒体报道，荣新江在受访时解释，陈寅恪写序之时，学界已知斯坦因、伯希和将敦煌大量珍贵文献携往海外，"伤心史"是当时一种普遍情绪。但陈寅恪的意图并非认同此说，而是借这句话引出下文：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里仍有大量珍贵资料，若将其研究透彻，中国学界或能立足学术之林，"也就不必伤心了"。
然而，陈寅恪的影响力太大，后世逐渐将"或曰"省略，把"伤心史"直接归为他的定论。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句被误读的话反复出现在课堂上，激励了一代学人投身敦煌学。荣新江坦言，自己当年正是为了"改变中国敦煌学的伤心史"而走上这条道路。"如果没有这句话，说不定我就不做敦煌学研究了。"他在书中写道。
真正读懂陈寅恪之后，荣新江发现这"根本不是陈寅恪的本意，这是他要反对的"。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一误读恰恰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动力。荣新江在书中梳理了这段学术脉络：从陈寅恪时代的"或曰"，到八十年代的"定论"，再到今天的重新辨析，百年间学界对这句话的认知经历了完整的螺旋。
荣新江的判断并非仅基于文本细读。多年来，他奔走世界各地访查敦煌文献，并主编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在广泛接触海内外敦煌写本后，他对国内馆藏与海外藏品的整体特征有了更清晰的比较视野。
据公开信息，荣新江指出，评判敦煌文献价值不能单以数量衡量。以卷轴长度看，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最多；但学术研究应以文献本身的学术价值为标准。英法所藏卷子毕竟是伯希和、斯坦因挑选过的。伯希和确立了三条挑选原则：优先选择有纪年的、非佛教的、非汉语的文献。这类文献普遍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
在大藏经里能看到的普通佛经，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等，虽有校勘价值和文物价值，但学术价值不及《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稀见文献。敦煌文献中仅存四件摩尼教卷子，都是世界顶级珍贵文献。伯希和漏掉了其中一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件摩尼教残经由摩尼第二代弟子撰写，是世间稀见的摩尼教原始经典。以往学界研究摩尼教，只能依靠反对摩尼教的拉丁文文献，这件原始经文的史料价值无可替代。荣新江在书中将这件残经配以大幅图版，认为"单此一件的价值，便足以抵得上千百卷普通写卷"。
若聚焦唐代户籍、差科簿、军事制度等世俗主题，情况又有所不同。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藏品多为当年外国人挑选之后剩余的佛教典籍，大量世俗文书散见于英、法馆藏。当然，国内也独有珍贵文献，如《贞元氏族志》——英、法均无收藏，这是研究唐代氏族制度的关键文献。英法藏有《开元氏族志》，两者相互参证，才能完成相关问题的完整研究。
荣新江在书中坦承，陈寅恪当年说北图有那么多好东西，但他并不知道英国、法国到底有多少好东西——那时候各个图书馆没有目录，更没有照片，陈寅恪也未到英、法翻阅过这些卷子。等到当代学者真正对比过国内外敦煌文献后才发现，从学术价值的整体格局来看，"敦煌学确实可以说是一段学术伤心史"。
这一结论并非悲观。荣新江强调，将海内外各类写本相互参证，才能完成完整研究。从陈寅恪时代的"或曰"之辨，到今日学者对全球藏品的系统比对，敦煌学正在走出"伤心"的叙事框架，进入一个更为开阔的学术阶段。这部125页的小书，或许正是这一转折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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