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会场内的一个细节
新德里Bharat Mandapam会议中心，9月12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发言中回顾了金砖合作20年的历程，随后提出“四个先锋”主张——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是金砖实现历史性扩员后首次以11个正式成员国规模举行的领导人会晤。
对于关注国际格局的读者而言，一个核心问题贯穿始终：**扩员之后的“大金砖”，究竟是全球南方凝聚共识的平台，还是一个因成员利益分化而日益难以形成集体行动的松散框架？** 答案可能取决于如何看待金砖机制20年的演进逻辑。
从四国到二十一国的结构性变化
2006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首次会晤，开启金砖合作序幕。2009年叶卡捷琳堡首次峰会将其升级至领导人层级，2011年南非加入形成“BRICS”五国格局。
真正的结构性变化发生在2024至2025年。2023年约翰内斯堡峰会通过扩员决定后，2024年1月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正式成员；2025年1月，印度尼西亚升级为正式成员，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泰国、古巴、乌干达、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及尼日利亚、越南等国成为伙伴国。至此，金砖拥有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
这一扩员使金砖覆盖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四大区域，人口约占全球47%，GDP合计约占全球40%。但规模的扩大同时意味着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伊朗与沙特同处一个框架内，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水权问题上存在分歧，成员国之间的协调成本显著上升。
“四个先锋”主张的逻辑与张力
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先锋”主张，可视为对上述张力的一种回应框架。
创新发展方面，主张落实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这一方向的现实基础在于，全球南方国家GDP已占全球总量的40%以上，出口占全球货物出口总额的46%，制造业占比达45%，南方中心执行主任科雷亚在2025年全球南方媒体智库论坛上引述了这组数据。但技术合作能否超越各成员国的产业竞争逻辑，仍是待解问题。
维护和平稳定方面，主张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抵制冷战思维与阵营对抗。在当前地缘环境下，金砖成员中既有参与不同安全安排的国家，也有处于地区冲突当事方的国家，这一主张的落地面临现实考验。
文明互鉴与全球治理改革两方面，则指向金砖机制长期以来的核心诉求：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金砖国家财长在2025年7月联合声明中要求调整IMF投票权配额，指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IMF持有的投票份额不足其经济权重的一半，而部分欧洲小国因过时的配额分配公式仍享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
外部压力与内部动力
峰会前夕，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孟买发表联合声明，对“与贸易和金融相关的单边主义措施”表达关切，指出这些做法扭曲贸易、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声明未直接点名，但指向明确。
美国对金砖成员国的关税压力持续升级。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印度加征25%关税，对巴西部分产品加征25%、对巴西整体关税一度达到50%。一位美国前外交官在峰会前公开承认，频繁动用金融制裁将越来越多国家和机构排除出美元结算体系，“几乎等于亲手助推各国寻找替代方案”。
西方对金砖机制的认知存在明显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2026年初表态称“金砖国家绝不能与G7对抗”，这一表述被分析人士视为试图以“不对抗”框架限制金砖议程的独立性。而金砖成员国的实际诉求——本币结算、国际机构改革、供应链多元化——更多源于自身发展需要，而非刻意对抗某一集团。
中国接任主席国后的议程空间
2027年中国将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印度和中国连续主办峰会被视为金砖合作进入“东方时间”的标志。
新开发银行提供了一个可见的合作实例。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多边开发银行核定资本1000亿美元，截至目前已批准139个项目，累计融资批准额约430亿美元，拨付额约250亿美元，覆盖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数字基建等领域。其投票权不取决于出资规模的制度设计，对人均GDP较低的成员国具有实际意义。
然而，金砖机制的长期效能，最终取决于成员国能否在利益分歧中找到可持续的合作增量。扩员带来的代表性提升是真实的，但协调难度的增加同样是真实的。对于中国而言，接任主席国后的核心课题，或许不是提出更多主张，而是在成员利益日益多元的格局中，维持这一平台的实际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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