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德班。习近平首次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出席金砖峰会。彼时金砖五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21%，西方舆论对“金砖褪色”的讨论正甚嚣尘上。十三年后，新德里峰会现场，金砖已扩至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覆盖四大洲。一个从概念起步的对话平台，何以在二十年间成长为全球南方最具制度惯性的多边机制？而当“大金砖”渐成事实，代表性扩大的另一面——协调成本的上升与共识门槛的抬高——是否正在改变这一机制的内在逻辑？
从“金砖”到“大金砖”：一条非线性的扩容路径
2001年，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提出“金砖”概念时，它只是一个投资分析框架，而非政治实体。真正的制度化始于2006年9月——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三年后，叶卡捷琳堡峰会将其升级为领导人会晤机制。2011年南非加入，形成“BRICS”五国格局。此后十余年，扩员长期悬而未决，直到2023年约翰内斯堡峰会正式通过新一轮扩员决定。
这一决定标志着金砖从“精英俱乐部”向“平台型机制”的转向。2024年1月，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加入；2025年1月，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印度尼西亚等九国成为伙伴国，随后印尼升级为正式成员。扩容速度之快，远超机制此前的节奏。
[IMG:1]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金砖国家占全球GDP比重约41%，七国集团则降至28%。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贸易总额约占全球五分之一。但经济总量的扩大并不自动转化为政治协调的顺畅——恰恰相反，成员越多，利益交叉点越复杂。
扩员如何改变“共识生产”的成本结构
2026年5月的新德里外长会议提供了一个值得审视的案例。伊朗与阿联酋围绕美伊战争立场的尖锐分歧，导致会议未能发表联合声明，仅以东道主主席声明收场。四个月后，领导人峰会却在东道国密集斡旋下通过了长达45页的《新德里宣言》，对中东局势表达“深切关注”，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
从外长会议的失败到峰会的成功，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机制特征：金砖的共识生成高度依赖东道国的外交投入，而非制度化的争端解决程序。印度在两次会议间隙的外交斡旋——包括莫迪分别与伊朗总统和俄罗斯总统的会晤——是联合声明得以产出的关键变量。这种“轮值主席驱动”的模式，在成员较少时尚可运转，但在11个正式成员、涵盖从伊朗到阿联酋这类战略对手的格局下，其脆弱性不容低估。
[IMG:2]金融合作领域呈现出类似的张力。本币结算的实际推进速度超出了官方议程的设置节奏：印度与俄罗斯约96%的贸易已通过卢比-卢布机制结算，中俄贸易则几乎全数以人民币和卢布计价。然而，当议题上升到是否建立统一的金砖支付结算网络时，印度的立场明显趋于审慎，倾向于双边央行数字货币互联，而非对标SWIFT的统一架构。这并非简单的“去美元化”分歧，而是新兴经济体在金融主权让渡与地缘政治标签之间的权衡计算。
2027年“中国年”：整合者的角色
新德里宣言明确支持中国担任2027年金砖主席国并主办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习近平在第一阶段会议讲话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主席国，并提出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在第二阶段会议上，中方进一步提出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等五项倡议，包括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
中国接任主席国面临的议程环境与2017年厦门峰会时已有本质差异。彼时金砖尚是五国格局，“金砖+”是扩大对话面的增量工具；此刻的“大金砖”需要的是存量协调——在成员战略利益高度异质的条件下，寻找可操作的共同议程。人工智能合作是一个相对低摩擦的切入点：技术标准协调不涉及安全承诺，且多数成员处于相近的发展阶段，合作收益的可预期性较高。但金融治理改革、中东安全等议题的共识生产成本，不会因主席国更替而自动降低。
二十年的制度积累赋予金砖一种独特的韧性：它不寻求替代现有国际体系，而是在体系内部积累谈判筹码。这一策略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条件——成员之间最低限度的利益交集，以及轮值主席国愿意并能够承担协调成本。扩容使第一个条件变得更加困难，也让第二个条件的可持续性成为金砖下一个十年的核心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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