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生锈的锁，两封泛黄的信
2026年9月7日，深圳中学大鹏学校的校园一角，有人打开了那只本该每周开启的防欺凌信箱。锁已生锈，箱内积灰——里面躺着两封信，纸张泛黄发脆，落款日期停留在今年5月。
信是三年级学生写的。一封说班里有同学总欺负自己、还偷同学财物；另一封说同桌长期打骂、嘲讽自己。两封信的结尾是同一个请求：恳请校长帮帮自己。
这些字迹稚嫩的求助，在铁皮箱里躺了整整四个月。
从2016到2026：一道十年未竟的考题
防欺凌信箱并非新鲜事物。2016年5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公布学生救助或校园欺凌治理的电话号码，明确负责人。同年，江西省率先要求学校通过设立校园欺凌举报信箱、匿名问卷调查等方式排查隐患。
那一年，全国中小学第一次有了统一的防欺凌举报通道。此后数年，从“中小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到“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专项整治工作”，政策层层加码。2019年，国家卫健委等12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建立完善学生欺凌行为的举报渠道。
十年间，信箱从文件走进了校园走廊。但2024年底，浙江温州瑞安市锦湖实验小学废弃校区的“警察叔叔信箱”里，同样被发现多封积满灰尘的举报信，内容涉及教师体罚和***。当时有评论写道：“如果投诉信箱只是摆设，学生投诉后根本不进行任何处理，会让被欺凌的学生长期处于阴影之中。”
不到两年，同样的场景在深圳重演。
“已通过其他渠道处理”之后
9月8日，学校工作人员回应：该学生已通过其他渠道反映问题，事情当时已处理完毕；后续会改进工作，加强对防欺凌信箱的关注。
这个回应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当学生选择绕过信箱、通过“其他渠道”求助时，那个挂在墙上的铁皮盒子，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事实上，一些地区已经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2024年，温州市在全市中小学设立“警察叔叔信箱”，目的是解决学生“不敢开口”、学校想“大事化小”的困境。到2024年9月，温州1197个中小学校的信箱已实现全覆盖，累计收信处置579封。陕西榆林则推行“周周开箱，事事回应”机制，对涉及校园欺凌的线索启动“四优先”处理。
同样的铁皮盒子，有的成了摆设，有的成了“安全树洞”。区别不在信箱本身，而在箱门背后那套运转的机制。
被尘封的不只是信件
信箱的功能是收集，但其本质是承诺——承诺每一份信任都不会被辜负。当两封三年级学生的求助信在铁皮箱里从春天躺到秋天，纸张从洁白变成泛黄，被消磨的不只是信纸的质地，还有孩子对“求助”这件事的信任。
有评论者曾写道：“被尘封的信件如同被岁月掩埋的呐喊。”2016年至今，防欺凌信箱走过了整整十年。它从政策文件走进校园，又从校园走廊走进公众视野——每一次被看见，都是因为有人发现它“没有在工作”。
十年，足以让一个一年级新生走进高中校园。而那些投进信箱的信，不该在铁皮箱里等到泛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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