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达基金年内再度换帅 外资公募高管频繁调整引关注
富达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9月4日公告，任命陈培文为总经理。这位马来西亚籍高管此前已代行总经理职务三个月，此次为正式转任。陈培文曾任毕马威中国金融服务合伙人，2022年加入富达基金，历任财务及战略管理总监、副总经理，具备企业财务与运营管理背景。
这已是富达基金过去一年内第二次调整总经理人选。原总经理孙晨于2026年5月因个人原因离任，由陈培文代任。同一时期，公司董事长也经历了三次变动。2025年7月，李少杰接替黄小薏出任董事长，任职约9个月后于2026年4月离任。随后富达国际亚太区（日本除外）总裁莫达文亲自出任董事长，被外界解读为总部对中国业务加强直接管控的信号。
富达基金的高管调整并非外资公募行业的孤例。
路博迈基金8月29日公告多项高管变动：副总经理许亦先因集团内部工作调动离任，副总经理魏晓雪、风控负责人赵大年均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离任。其中魏晓雪为投研体系核心人物，2022年10月加入，2023年升任副总经理，此次调整后转任联席投资总监，聚焦投资管理业务。
宏利基金年内同样经历多起核心高管调整。8月22日，原总经理丁闻聪因工作调动离任，由兴业基金原总经理李辉接任。7月31日，常务副总经理汪兰英因个人原因离任，6月10日督察长徐娇亦因个人原因离任。不到一年时间内，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督察长三个关键岗位全部换人。
频繁的人事震荡背后，外资公募普遍面临规模扩张乏力的现实。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富达基金在管公募规模为45.28亿元，其中债券型基金33.42亿元，权益类产品规模微小。路博迈基金在管规模271.43亿元，债券型产品197.43亿元，固收类占据绝对主导。8家外资公募中，管理规模超千亿元的仅有摩根资产管理（2434.34亿元）和宏利基金（1362.66亿元）两家；摩根士丹利基金、路博迈基金、贝莱德基金处于百亿梯队；富达基金、安联基金、联博基金规模均不足50亿元。
| 外资公募 | 在管资产净值（亿元） | 债券型规模（亿元） | |---|---|---| | 摩根资产管理 | 2434.34 | — | | 宏利基金 | 1362.66 | — | | 摩根士丹利基金 | 百亿以上 | — | | 路博迈基金 | 271.43 | 197.43 | | 贝莱德基金 | 百亿以上 | — | | 富达基金 | 45.28 | 33.42 | | 安联基金 | 不足50 | — | | 联博基金 | 不足50 | — |
（数据来源：Wind，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
有外资公募高管反映，总部以全球统一的KPI体系考核中国市场业务，但国内公募行业竞争已高度白热化。头部基金公司凭借渠道优势和长期业绩积累形成稳固的规模壁垒。缺乏拔尖投研人才、规模增长乏力，部分外资机构只能依赖股东持续注资维持运营，业绩未达标即更换管理层，而频繁换将又导致战略缺乏连续性，形成恶性循环。
在业务拓展层面，外资公募同样面临变数。2025年1月，监管层曾就促进外资独资基金公司功能发挥开展专项调研，提出优化养老目标基金审核等支持举措。同年12月，富达基金发行了富达任远保守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FOF，试图在养老金融领域寻求突破口。但这些布局尚未明显见效。
更大的收缩信号来自施罗德基金。2026年5月，施罗德基金向证监会申请将旗下3只公募产品移交路博迈基金，成为首家实质性退出中国独资公募业务的外资机构。8月下旬，市场传出富达国际正考虑退出其全资控股的中国境内公募业务，富达国际回应称"战略方面无任何需要汇报的变化"，但措辞谨慎，并未完全消除市场疑虑。
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已发展二十余年，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全行业管理人超过160家，管理总规模突破30万亿元，头部机构马太效应显著。外资公募在华发展面临三重结构性挑战：渠道端，基金销售高度依赖银行与第三方平台，外资机构议价能力偏弱，代销费率通常高于本土同行；投研端，全球框架与A股市场的适配需要时间，A股行业轮动和政策驱动特征与成熟市场存在差异，本土研究能力建设周期较长；品牌端，除少数机构外，多数外资公募在零售投资者中的知名度远不及本土头部公司，获客成本高企。
在此背景下，"固收先行"成为外资公募的普遍策略——以债券型基金快速做大管理规模，争取尽早达到盈亏平衡点。但这一策略也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权益类产品迟迟难以突破，发展路径容易触碰天花板。
陈培文由财务总监升任总经理，莫达文以亚太区总裁身份兼任董事长，外界认为这反映出富达总部当前更侧重成本控制与资本效率，而非规模扩张。但这种治理思路能否帮助外资公募突破本土化竞争的根本困境，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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