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问题：当“永不再战”的誓言遭遇“拜鬼”与扩军的现实
2026年8月15日，东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整整81周年。
这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东条英机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并在出席“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前遥拜神社。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4名现任阁僚亲自参拜。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治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党内“四驾马车”首次集体参拜。
这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
同一天，高市早苗在***主办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致辞，称“绝不让战争惨剧重演”，但全程未提“反省”二字，也未提及日本对亚洲国家所犯暴行的责任。她宣称日本可以成为“印太地区一座闪耀的灯塔”。
81年前，日本在《终战诏书》中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认输不认罪”的历史惯性仍在延续——而与之并行的，是一条加速驶入快车道的“再军事化”轨道。
这一组合图景引出一个贯穿全文的核心问题：日本右翼政权在历史问题上的持续倒退，与其在安全政策上的激进扩张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换言之，“拜鬼”与扩军，是两条并行的政策线，还是同一套历史修正主义叙事的一体两面？
事件剖面：81周年当日的“双层信号”
2026年8月15日，日本政坛释放了两个层次分明的信号。
第一层：历史态度的明确倒退。高市早苗的终战日致辞，与往届日本***首脑形成鲜明对照。2025年，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使用了“反省”一词；而高市不仅删去了“反省”，更以“致敬与感谢”的姿态对待战殁者。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指出，靖国神社是一座“侵略神社”，也是军国主义思想的温床，高市的行为“向外界显示日本执政当局对侵略战争思想源头的认同”。
参拜的规模与层级同样刷新纪录。4名现任阁僚同日参拜，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稔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
第二层：安全政策的激进加码。同一天，日本民众在东京淡路公园集会抗议。他们反对的不仅是“拜鬼”，更是高市政权推动的一系列安全政策转向——而这些转向在8月15日前后密集释放。
8月初，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抛出“扩军促经济”叙事。此前，2026财年防卫预算已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约568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3.8%，连续14年增长。自民党还建议以GDP的3%为参照，确保“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
7月31日，日本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组建由首相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打破战后情报分权制衡格局。今年4月，日本通过内阁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彻底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年内，高市***还计划完成“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同时弱化“无核三原则”。
“拜鬼”与扩军，在同一天、同一个政权之下，构成了互为注脚的政策整体。
历史经纬：从“终战诏书”到“安保三文件”的八十年
要理解2026年8月15日的政治含义，需要回溯一条长达81年的历史线索。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这份诏书的措辞本身已埋下了战后历史问题的伏笔——全文未出现“投降”“战败”“侵略”等词，而是以“终战”替代。这种叙事框架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淡化侵略罪责提供了话语基础。
战后初期，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了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然而，这一约束在冷战中后期开始被逐步蚕食。
日本右翼的“切香肠”策略贯穿了战后数十年。冷战初期，日本以“自卫”为名确立自卫队体制。冷战后，以维和、反恐为由突破地理限制。2014年，安倍***炮制“存亡危机事态”概念，有限度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国会通过《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实现自卫队常态海外部署。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2年底。岸田***正式通过“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标志着日本安保战略从“专守防卫”转向具备“反击能力”。
2026年，高市政权正在推动的修订，被分析人士视为“一套成体系的‘再军事化’顶层设计”。自民党建议草案明确要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和“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并主张将军事战略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威慑”甚至“先发制人”。草案还公然将安保范围绑定台海、南海等区域。
从1945年的《终战诏书》到2026年的“安保三文件”修订草案，一条从“不认罪”到“不认输”再到“不甘受限”的演进脉络清晰可见。
中国视角：外交部定性“掩盖侵略历史，妄图翻案”
8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林剑指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他强调，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外交部的表态包含三个层次：其一，对“拜鬼”行为的定性——这是对侵略战争思想源头的认同；其二，对安全政策转向的警惕——“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其三，对日本政权的敦促——“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发言还引用了“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的观点：“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这种引用方式表明，中方在批评日本右翼动向时，有意将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纳入同一话语框架。
中国国内，多地也在8月15日前后举行了纪念活动。重庆市档案馆展出138页重庆大轰炸档案扫描件；通化市民自发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北京抗战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这些活动构成了与日本官方行为并置的另一种历史叙事——以铭记对抗遗忘，以证据对抗否认。
深度思辨层：“历史修正主义”与“再军事化”的共生悖论
高市政权的政策组合——在历史问题上持续倒退、在安全政策上激进扩张——表面上看是两条并行的政治议程，实则内嵌着一组深层悖论。
悖论的核心在于：一个拒绝正视侵略历史的国家，如何能够以“和平国家”的身份获得邻国对其军事扩张的信任？
日本右翼的叙事策略试图化解这一矛盾：通过强调日本是“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来建构“受害者”身份；通过渲染“周边安全威胁”来为扩军提供合法性；通过将军事扩张包装为“促进经济增长”来争取国内支持。这套叙事试图将“历史问题”与“安全政策”切割——前者是“过去的事”，后者是“现实的必要”。
但这一切割在逻辑上难以成立。靖国神社参拜本质上是对二战侵略历史的正当化——而“正当化侵略历史”与“以防范侵略为名扩军”之间存在根本性的逻辑冲突：如果当年的侵略可以被正当化，那么今天的扩军又如何保证不会演变为新一轮的对外扩张？
更深层的悖论在于法律层面。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法理基础，正是建立在对二战侵略战争的彻底否定之上。一旦通过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删除“反省”表述等方式逐步瓦解这一否定，宪法第九条的约束力便失去了道义根基。而高市政权恰恰在同时推进两条议程：一边通过“拜鬼”松动历史问题的法理地基，一边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国民投票法》拆除宪法第九条的制度屏障。
2026年6月，日本众议院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大幅削弱公投监督力度。分析指出，这是为修改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右翼的策略是“不直接‘强攻’第九条，而是采取配套立法先行的分层策略”——先修订《国民投票法》，再修订“安保三文件”，最后修改和平宪法。
这套“分层策略”的每一步，都在拆解同一个战后体制。而“拜鬼”则是这套策略在意识形态层面的配套工程——它为拆除战后体制提供历史正当性的叙事支撑。
这一悖论的终极指向是：日本越是加速“再军事化”，其历史问题就越不可能被亚洲邻国“翻篇”；而历史问题越得不到解决，“再军事化”就越被邻国视为威胁而非防御。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趋势推演：两种可能的演变情景
基于上述悖论，可以推演出两种可能的演变情景。
情景一：渐进式突破，外部约束持续弱化。在这一情景下，高市政权或其后继者继续以“切香肠”方式推进修宪与扩军。《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参议院完成立法程序后，修宪公投的技术障碍将被清除。2026年底“安保三文件”修订完成后，日本将正式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法律授权。防卫预算在2027财年站上10万亿日元高位（约4200亿元人民币）。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在事实上被彻底掏空。
这一情景的触发条件是：美国对日本“再军事化”继续持默许甚至鼓励态度；日本国内反对修宪的力量未能形成有效的政治制衡；亚洲邻国的抗议停留在外交层面而未转化为实质性反制措施。
情景二：内外反弹，进程遭遇阻力。在这一情景下，日本国内外的反对力量形成有效制约。日本国内，多家媒体已发表社论批评扩军路线——《山阳新闻》指出“任何破坏和平承诺、走向军事扩张的行为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新潟日报》强调“真正的国家安全应建立在对加害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与亚洲邻国重建互信的基础上”。2026年5月，仅东京一地就有约5万人参加反对修宪的集会。若民众抗议持续升级，可能对执政党构成选举压力。
国际层面，韩国***已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深感遗憾”。若中韩等国采取协调一致的外交与经济措施，可能提高日本“再军事化”的政治成本。此外，日本财政状况本身也是约束因素——2026年度预算总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持续膨胀的防卫支出将挤压民生与福利预算，可能引发国内更广泛的社会反弹。
这一情景的触发条件是：美国对日本军事扩张的态度从默许转为警惕；日本国内经济压力使“扩军促经济”叙事失去说服力；亚洲邻国形成更紧密的安全与经济协调机制。
两种情景的走向，取决于一个核心变量的取值：日本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的反应强度与协调程度。而无论哪种情景成为现实，81年前那场战争留下的历史问题，都将继续作为东亚安全格局中一个无法绕开的变量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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