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数据背后的口径差异
9月9日，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民进党当局的一组数据被摆上台面：2025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较前一年下降59%，2026年上半年下降30%。这两组数字被用来支撑一个判断——“大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台商投资要慎重”。
先看降幅本身。59%到30%，降幅收窄了29个百分点，接近减半。如果以“下降速度”作为观察指标，民进党当局引用的数据实际上呈现的是收缩力度的显著减弱，而非持续恶化。再看统计口径——台商对大陆投资的数据通常来自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的核准统计，这一口径仅覆盖经其核准的对外投资案，并不等同于台商在大陆的实际经营投入、利润再投资或经由第三地的转投资。据公开信息，大量台资企业长期以盈余转增资方式扩大在大陆产能，这部分资金并不完整反映在前述核准数据中。
总量基数与结构性变化的分野
讨论台商对大陆投资，无法绕开一个基本事实：过去三十余年累积的存量规模。据商务部历年统计，大陆实际使用台资金额累计超过700亿美元，若计入经第三地转投资，市场机构估算的存量规模远高于此。高基数之上的年度波动，与“撤离”是两个概念。
2022年至2024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整体收缩，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FDI同比下降约2%，2024年仅微弱回升。台湾地区对外投资的结构也在变化——对东南亚、北美投资占比上升，但这更多反映的是全球供应链区域化重组的压力，而非单一市场吸引力下降。一个值得对比的参照是：同一时期，大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虽有波动，但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持续上升。据商务部数据，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比重较上年提高超过3个百分点。
国台办回应的核心信息
发言人陈斌华在回应中使用了三个判断：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这三个判断分别指向存量黏性、增量空间与系统性安全。
从产业逻辑看，两岸供应链的嵌入深度是理解台商投资行为的关键。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大陆仍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和重要制造基地，台资企业在长三角、珠三角形成的产业集群，涉及上下游数百家配套企业。产业链转移的成本并非单个企业的投资决策所能覆盖，这决定了台商在大陆的布局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
陈斌华还提到“今年以来，我们有力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这一表述的背景是2026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环境持续承压，主要经济体增长分化加剧，而大陆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多数月份处于扩张区间，出口增速在二季度有所回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
投资下行的另一面：利润留存与本地化
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台商对大陆“新增投资”下降，部分原因是既有企业的利润留存和本地融资能力增强。早期台商依赖台湾母公司汇入资金建厂，而经过二三十年运营，大量台资企业已具备自我造血能力，通过大陆银行信贷、债券市场或利润再投资完成扩张。据公开信息，多家知名台资上市公司的大陆子公司近年来持续进行产能扩建，资金来源多为自有资金与当地融资，并不体现为“台商对大陆投资”的新增核准额。
这意味着，以“核准对外投资额”的同比变化来判断台商在大陆的经济参与度，存在系统性低估。民进党当局选取这一指标并赋予其“投资信心”的解读，在方法论上值得商榷。
未来观察的关键变量
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后续走势，取决于三个变量：一是大陆内需市场的恢复斜率，尤其在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台商优势领域的需求释放；二是两岸经贸制度环境的稳定性，包括ECFA框架下相关安排的延续；三是全球供应链重组过程中，大陆在中间品制造和物流效率上的比较优势能否维持。
国台办的回应明确传递了政策信号：继续推动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为台商提供新的市场空间。从经济基本面看，2026年上半年大陆GDP增速虽未回到高增长区间，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处前列，制造业升级和内需扩容为台商提供了差异化机会。
民进党当局以两组降幅数据劝退台商，忽略了降幅收窄的趋势信号、统计口径的局限以及存量投资的本地化特征。台商用脚投票的历史路径，远比单一年度的核准数据更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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