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秋夜里的“院士天团”与18岁CEO
9月6日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里，一场持续数小时的活动没有冷场。86岁的陈立泉院士站在台上，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在四川山区“上高中才见到电灯”的往事。台下坐着的是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科大学生。同一块讲台上，18岁的科创CEO分享了自己的研发灵感。
这场由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开信息社、中国科学院、共青团中央等联合主办的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聚集了陈立泉、潘建伟、施蕴渝等“院士天团”，也请来了陆朝阳、邓宇皓等中青年科学家，以及在大模型、国产仪器领域创业的年轻人。年龄跨度近70岁，讲的却是同一个主题：中国科技如何从跟跑到领跑，以及谁在跑。
答案正在变得清晰。据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数据，2025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795万人年，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其中，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科研主力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4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比例为43.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0%的项目由45岁以下青年人承担。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
全球科技竞争的赛道上，较量的不仅是设备、资金与产业规模。中国正在打出一张越来越厚的“青春牌”。
锂电路上的三代人：从废弃鸡舍到全球72.4%份额
陈立泉的故事是中国锂电产业从零到一的缩影。1976年，36岁的他在德国访学期间偶然看到一块纽扣大小的氮化锂电池，当即写信回国申请更换研究方向。回国后，他住进废弃鸡舍改造的房子，实验室同样简陋。
1988年，经过十年攻关，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陈立泉的实验室诞生。但全固态电池短期内难以商业化。1991年日本索尼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商业化后，陈立泉果断转向液态路线。1998年，依靠自制设备和国产原材料，他建成了中国首条18650型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2014年，中国锂电池国际市场占有率首次跃居全球首位。
三十余年过去，锂电产业已是另一番光景。据韩国研究机构SNE Research 2026年8月5日公布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达608.5GWh，同比增长20%。进入全球前十的7家中国企业合计市场份额达72.4%，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1.5个百分点，创历史同期新高。龙头宁德时代以242.7GWh装车量稳居全球第一。
陈立泉如今86岁，仍在布局下一代固态电池。他提出的“原位固态化”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相的世界难题。活动现场，他对台下学生说：“电动中国靠你们了。”
这并非客套。锂电产业从追赶到领跑用了三十年，但维持领先位置、攻克下一代技术，需要更年轻的头脑。
量子赛道：从“九章”到“九章四号”
如果说锂电代表了中国科技“从0到1”的突围，量子信息则代表了“从1到N”的加速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在活动现场表示，量子信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基石，是关乎国家未来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必争领域”。经过三十年努力，中国在量子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的跨越。
2026年5月，潘建伟、陆朝阳等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九章四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求解高斯玻色采样任务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
就在活动前不到一个月，该团队又在远距离量子中继研究中取得突破，成功实现两个冷原子量子存储器间跨越420公里光纤的量子纠缠。2026年，团队进一步实现了百公里高保真双节点纠缠和器件无关量子密码分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果的背后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九章”系列的核心成员陆朝阳、邓宇皓等，正是从中国科大走出的青年科学家。在活动现场，他们与潘建伟同台，讲述的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一种代际传承的节奏。
“含青量”背后的产业图景与隐忧
人才年轻化带来的产业效应正在多个领域显现。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已升至世界第10位，是唯一进入前十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研发投入从2012年的1.03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93万亿元，投入强度从1.98%提升至2.8%，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
但在光鲜的数字背后，挑战同样存在。
锂电产业72.4%的全球份额看似稳固，但竞争格局正在分化。据SNE Research数据，前五阵营中只剩一家韩国LG能源；但日韩企业在下一代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路线上持续投入。中国锂电产业的领先建立在液态锂电池的技术积累和规模效应之上，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竞赛才刚刚开始。
量子信息领域同样面临产业化“最后一公里”的考验。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指出，当前量子科技的三大方向中，量子测量可能最先实现市场化，已在电网高压线监测和无人机探矿等领域开展试用。量子计算从实验室到商用，仍有漫长的工程化道路要走。
更现实的挑战在于人才结构的可持续性。795万人年的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但高被引科学家1406人次、占全球19.7%位居世界第二——从“量”到“质”的跃升仍需时间。青年人才承担了超过60%的前沿领域攻关任务，但如何让这些年轻人持续留在科研一线、如何平衡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长期课题。
“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回到9月6日晚的中国科大校园。18岁的科创CEO、30岁左右的量子团队、86岁的锂电奠基人，同处一个讲台。他们之间隔着半个多世纪，但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
陈立泉16岁才见到电灯，却用半个世纪把中国锂电推上全球第一。潘建伟团队从“墨子号”到“九章四号”，三十年从跟跑到领跑。而今天站在台上的年轻人，正在大模型、国产仪器等领域打破国外垄断。
据活动现场透露的信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占比超过80%。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领域，青年科技人才承担了超过60%的攻关任务。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而是中国科技竞争力的底层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
“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句话在活动现场被多次提及。它不是口号，而是一种已经被验证了半个世纪的方法论——从陈立泉的废弃鸡舍实验室，到“九章四号”的8176个光学模式，背后是同一套逻辑：把最年轻、最敢闯的人，放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当795万研发人员中越来越多的是30岁上下的面孔，中国科技的“含青量”就不再只是一个统计指标。它正在变成一种产业竞争力——在锂电池、量子信息、人工智能这些决定下一个十年全球产业格局的赛道上，年轻意味着试错的空间，意味着更长的研发周期，也意味着更大的颠覆可能。
这场在合肥秋夜举行的大思政课，或许可以被看作一个信号：中国科技的人才接力，正在从“有没有”转向“强不强”。而这场接力的主角，平均年龄只有30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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