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生的“最后一课”
林悦（化名）原本应该在2026年秋季学期抵达台北，开始她在某大学中文系的四个月研修。她的行李清单已经列好，选课表也填了，连宿舍的室友都通过网络认识。但今年7月，学校国际交流处的老师打来电话，语气为难：“项目可能要黄了，对方学校说审核过不了。”
林悦不是个例。据公开信息，民进党当局持续限缩两岸教育交流，台教育主管部门要求校方提供大陆研修生在台的每日行程、课程主题、参访地点等，并计划收紧审核大陆研修生和教师赴台申请。不少大陆研修生赴台项目被迫中断或彻底取消。林悦所在的学校，今年秋季赴台研修的名额从往年的二十多人锐减到零。
“我准备了快一年。”林悦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声音平静但停顿很多，“最难受的不是去不了，而是你不知道卡在哪一步。材料交了又补，补了又退，最后说政策变了。”
三十年的“双向车道”
两岸高校互派研修生，并非新鲜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两岸教育交流逐步展开，研修生制度在2000年后渐成规模。不少大陆高校与台湾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学期交换、暑期课程、教师访学等合作。对许多学生而言，去台湾研修是低成本、无语言障碍的学术交流选择；对台湾高校而言，大陆研修生补充了生源，也维系了两岸学术脉络。
一位不愿具名的大陆高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该校与台湾三所大学签有长期研修协议，每年互派学生约三十人。“以前流程很顺，学生材料报过去，对方学校审核后发邀请函，我们这边办入台证。现在对方要的‘每日行程’‘参访地点’，本质上是在预审学生的一举一动，连周末去哪个美术馆都要写清楚。”该负责人说，“这已经超出了教育交流管理的正常范畴。”
校方的两难
压力并非单方面。台湾高校同样陷入被动。据公开信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滥权妄为，无视岛内高校参与两岸交流的强烈愿望与现实需求，频繁将“黑手”伸向两岸教育交流，强行限缩大陆学生赴台研修，对台湾教育界威逼利诱，严重损害两岸教育交流和学生正当权益。
一位曾参与两岸研修生接待的台湾高校教师对记者表示，学校确实收到主管部门要求提供大陆学生详细行程的指令。“我们不想问学生那么多，但上面要，学校只能照办。有些学生觉得被当成了‘监控对象’，体验很不好，干脆不来了。”该教师说，系里今年的大陆研修生人数是近十年最低。“不是没有学生申请，是流程让人却步。”
另一位台湾高校行政人员透露，审核收紧后，连大陆教师赴台短期讲学也需要额外补充“课程内容明细”和“交流必要性说明”，部分合作项目因此搁置。“我们和大陆几所学校的双学位项目谈了好几年，现在对方说‘先缓一缓’，因为不确定政策会不会再变。”
被折叠的学术日常
对林悦这样的学生而言，研修并非观光。她申请的项目聚焦现代文学比较研究，课程包括台湾文学史、华语语系文学专题等。“我想去台湾的图书馆看一些大陆不容易找到的早期文学期刊，还想旁听一位研究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教授的课。”林悦说，这些具体的学术需求，在“每日行程”的表格里显得格格不入。“我不知道该填‘上午去图书馆查资料’还是‘下午去旁听课程’——这些本来是研修的日常，现在却要像报备一样写清楚。”
这种“被折叠”的日常，也体现在数据上。记者从多所大陆高校了解到，2025至2026学年，赴台研修的大陆学生人数较往年明显下降。部分高校已暂停2026年秋季学期的赴台研修项目申请，原因均指向台方审核趋严和不确定性增加。有高校国际处工作人员直言：“学生问我们明年还办不办，我们只能说‘等政策明朗’。”
专家：交流机制的“可预期性”被破坏
两岸教育交流的萎缩，不仅是数量问题。一位长期研究两岸文教交流的学者对记者分析，研修生项目的核心价值在于“日常化”和“常态化”——学生在一个学期里自然融入对方的课程、图书馆、社团，这种浸润式交流远比短期参访深刻。“现在台方要求提供每日行程，等于把长期研修拆解成‘可控片段’，学术交流的自主性和日常性被行政手段切碎了。”
该学者指出，两岸教育交流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建立在“可预期性”之上——学校能规划项目，学生能提前准备，教师能安排课程。民进党当局的限缩措施，恰恰破坏了这种可预期性。“当对方学校不知道下个学期还能不能接收大陆学生，当大陆学生不知道申请了会不会被卡，交流的动力就会迅速衰减。”
截至发稿，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未就限缩措施的具体标准回复记者询问。国台办已明确表态，这是民进党当局阻挠禁限两岸正常交流交往的又一恶行。
林悦的计划
林悦最终决定改申请另一所大陆高校的交换项目，地点在上海。“老师建议我别等了，说台湾那边短期内不会松。”她的语气里没有愤怒，更像是一种接受。“我还会关注台湾文学，也会读那边的论文。只是‘去那边读’，可能得再等一等了。”
对于两岸研修生制度而言，林悦的“再等一等”，或许正是眼下最真实的注脚。当一张行程单变成门槛，拦住的不仅是学生的脚步，还有两岸教育交流数十年积累的日常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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