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科”到“包袱”：一场持续四十年的课时之争
9月5日，“要不要取消英语主科地位”再次登上热搜。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过去四十年间，英语在中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位置几经调整：从1978年恢复高考时作为必考科目起步，到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与语文、数学并列为三大主科，再到近年来部分省份在新高考方案中调整英语听力与笔试权重。每一次调整，都伴随着“学了到底有没有用”的争论。这一次，争论被推到更尖锐的位置。
[IMG:1]据大河报报道，考研辅导教师汤家凤公开呼吁，取消英语作为核心课程的地位。他的理由直指资源错配：“从小学开始，初中、高中、大学，我们的孩子、家长、学校把多少资源、多少时间放在绝大多数人工作之后八竿子打不着的课程上。”这段表述很快成为争论焦点。支持者认为，基础教育阶段英语占用的课时与考试权重过高，对不从事涉外工作的多数学生并不公平；反对者则指出，以“用不上”作为学科价值标准，将动摇整个基础教育的逻辑。
胡锡进长文反驳：“别上他们的当”
5日下午，胡锡进发文回应。他没有把这场争论仅仅看作教育方法之争，而是将其置于更大的社会背景中。他写道：“把学习英语斥为‘崇洋媚外’，鼓吹将英语从学校的主科驱逐出去的那些人，试图标榜自己比我们的教育机构更有洞见，更加爱国，其实他们是很偏激、狭隘的一拨人。”他进一步表示，公众“千万别上他们当”，也希望教育部门“别搭理他们”。
胡锡进在文中提到一个数据：国际科学学术论文90%以上由英语生成。他据此认为，对于想要往更高处发展的个体而言，掌握英语是“最重要的教育准备之一”。这一判断与近年来国内科研评价体系对国际期刊发表的要求形成呼应，但也因此引发另一层质疑：如果英语的重要性主要建立在国际学术发表体系之上，那么基础教育是否应为所有人的可能性买单？
“教育公平”成为双方共同的旗帜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场争论中，“公平”成为双方都反复使用的词。取消派认为，英语主科地位加剧了城乡与阶层之间的教育负担——农村和低收入家庭学生在英语学习上投入产出比更低，而考试权重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保留派则从另一个方向切入：如果公立学校削弱英语，富裕家庭仍会通过课外培训、国际学校等渠道为孩子补上这一课，最终拉大而非缩小差距。
[IMG:2]胡锡进写道：“中小学教育大部分属于义务教育，即使如今的大学本科也越来越属于基础教育，如果这些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取消或根本性削弱英语，等于剥夺很多人长期进步的权利。”他特别提到，“那些有钱的人家决不会放弃对他们孩子的英语教育”，一旦公立体系退缩，“那将从根本上打破我们社会的教育公平”。
这一判断并非没有现实依据。过去几年，国内部分城市国际学校与双语学校扩张速度加快，民办教育领域中的英语教学资源集中度持续上升。即使在“双减”政策压减学科类培训之后，英语培训需求仍在部分人群中以更隐蔽的方式延续。记者就此联系多位教育学者，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学了数理化，又用上了多少？”
胡锡进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更难回避的问题：以“工作后是否用得上”为标准，受质疑的不只是英语。他写道：“我们在高中阶段学习的数理化，又与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打得着几竿子关系？”他以自身为例，称上学时学的大部分数理化知识“全都忘光了”，“判根公式”也只剩下一个词的印象。
这个反问切中了当前基础教育讨论中的一个深层困境：如果基础教育的目标被压缩为“实用技能训练”，那么大量通识性学科的存在合理性都将面临重新评估。但如果基础教育的目标是“为人的长期发展搭建基本框架”，那么任何单一学科的重要性，都难以仅凭短期就业市场的需求来证成或证伪。
“蠢得找不到北的计算逻辑”
争论还延伸到语文与英语的课时对比。有观点认为，英语占用的课时与母语相差无几，是对母语教育的不够重视。胡锡进对此直接反驳：“这种说法更加偏颇。”他区分了课堂学习与实际语言环境的不同：学英语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背”，而学语文“更像是帮学生们提供学习好母语书面语的方式和途径”。“一个人的语文水平高低，更多取决于他的课外阅读量，取决于他在生活中对中国文化的综合接触水平。”
[IMG:3]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学生实际接触中文的时间远多于英语，“一个好学的学生在暑假里会读很多本中文著作，一个孩子每周都要听很多绘声绘色的中文故事，英文的实际学习时间与它们比起来纯属九牛一毛”。正因为如此，他才认为，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为最普通家庭的孩子提供系统接触英语的机会，“否则他们再无其他了解世界语言的机会”。
谁在“政治标签化”？
“崇洋媚外”一词的出现，让这场教育争论染上了超出课程设置的色彩。胡锡进在文中用了相当篇幅批评将英语学习与爱国主义对立起来的做法，称“给学英语贴政治标签，拿‘现在是结束崇洋媚外的时候了’这样民族主义口号蛊惑民众，这非常偏执”。他甚至提出一个更直接的建议：那些鼓吹取消英语主科的人，应该“把他们自己家的孩子与英语隔绝，并对外宣示：我家的儿女、我家的孙辈都不学英语”。“不敢那样做，却鼓动我们社会从主科中驱逐英语的人，基本都是骗子。”
这段话的激烈程度，超出了通常的教育政策讨论范畴。但它也暴露出当前公共议题讨论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课程设置、考试权重、教育资源分配等具体问题，越来越容易被纳入更宽泛的文化与政治叙事。一旦进入这一轨道，讨论本身便难以回到可操作的政策层面。
不是一个“取消”或“保留”的二元选择
从历史脉络看，英语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变化，从来不只是教育学问题。它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程度、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科技评价机制以及社会阶层流动预期紧密相关。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推进，英语能力被视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素养；2000年代，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学位挂钩，进一步强化了英语在高等教育中的筛选功能；而近年来的调整，则发生在“卡脖子”技术攻关、本土科研评价体系改革与民族自信心态变化的叠加背景之下。
争论双方都拿“公平”说事，说明真正的问题或许不在于英语该不该是主科，而在于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中，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发展路径的学生，是否应该被要求以同一种标准、同样的强度去学习同一种工具性技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取消”或“保留”所能回答的。截至发稿，教育主管部门尚未就此次争论作出回应。
（文中汤家凤、胡锡进言论均据公开报道及公开发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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