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会场里的AI治理之问
2026年9月5日，深圳。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的一场“深度对谈”临近尾声，北京大学长聘正教授王栋放下话筒，台下响起掌声。这场讨论的议题是“AI治理如何找到‘最大公约数’”——一个听起来抽象、却正被全球科技界和政策圈反复咀嚼的问题。
对谈嘉宾来自三个不同的坐标：学术界的中国、媒体界的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这种组合本身暗示了一个现实——AI治理早已不只是硅谷或中关村的事，它正在成为全球南方与北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场复杂的博弈。
[IMG:1]治理的赤字：代码跑赢了规则
王栋在发言中直言，全球AI合作“不能只停留在原则和宣言层面”。这句话背后是一个被反复验证的数据：据联合国统计，多达118个国家未曾参与任何有影响力的国际AI治理进程。换句话说，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国家在AI规则的制定桌旁没有席位。
与此同时，技术迭代的速度远超治理体系的响应能力。据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2026年7月发布的《初步报告》，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提升速度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几乎翻倍，全球每周有超过10亿人使用对话式AI产品。但防护措施没能同步跟上。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多份文件都指向同一个判断：AI领域的“治理赤字”正在扩大。
“要寻找全球AI治理的最大公约数，首先要承认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技术能力、风险认知存在差异。”王栋说。他进一步指出，要求所有国家完全采取相同的政策“是不现实的”。
[IMG:2]从“被治理”到“参与治理”
这种差异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AI治理中的特殊处境。王栋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关键判断：发达国家拥有更多技术、资本和智力资源，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加强能力建设、推动技术普惠、分享治理经验。但发展中国家也不能被动等待，“更应主动参与到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
马来西亚《亚洲时报》董事会主席张丹华从媒体角度切入，强调AI治理的核心“是为人民谋福利”，工具必须坚持“向上向善”的行为导向。他分享了《亚洲时报》利用AI技术探索家庭教育、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的实践——一个将治理命题落到日常场景的尝试。
斯里兰卡锡兰联合报业公司总编辑亚帕则呼吁区域媒体机构加强合作，建立对话机制，“积极回应民众关切，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他希望年轻一代学习并使用AI，同时积极传授AI知识。
三位嘉宾的发言指向同一个方向：AI治理不能只是少数几个技术强国的“内部会议”。王栋明确表示，希望未来AI治理能从“少数技术强国制定规则逐步转向更广泛、更具有包容性的多边参与”。
[IMG:3]数据背后的差距与追赶
这种呼吁有着坚实的数据支撑。2026年7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全球南方视角与能力建设》报告显示，全球AI治理呈现明显的梯队格局：美国以77.5分位居第一，中国以71.4分位列第二，两国构成第一梯队；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印度、日本等国得分集中在45至58分区间，构成第二梯队；全样本均值仅为39.3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唯一进入第一梯队的发展中大国。报告还显示，中国在“普惠维度”以75.1分位居全球第一——这一维度考察的正是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技术可及性和能力建设。
能力的鸿沟正在收窄，但远未消失。据《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2026》，在联合国《加强AI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以及中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的支持下，发展中国家在大模型数量、高水平专业开设、国际标准化组织参与度等指标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算力、数据、模型、人才等核心资源仍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科技巨头。
[IMG:4]治理碎片化与阵营化风险
多位学者在2026年的分析中指出，全球AI治理正面临三重结构性矛盾。
首先是机制碎片化。联合国进程、AI系列峰会、区域治理、行业自律等多种机制重叠交叉，但各类机制的治理成效均不理想。这些机制相互缺乏统筹，“反而加剧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与效能赤字”。
其次是大国治理立场分化。美国将“赢得AI竞争”视为维护科技霸权的关键，对外通过出口管制、资本脱钩等政策打压对手。欧盟则在产业竞争压力下出现“治理退坡”，同意将《人工智能法案》高风险系统合规义务推迟至2027年底。
第三是智能鸿沟持续扩大。全球南方国家既缺乏自主技术底座，又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处于“结构性缺位”状态。主流大模型的训练语料高度集中于英语等少数语言，全球南方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面临“失语”风险。
[IMG:5]“最大公约数”的可能路径
尽管挑战重重，2026年也出现了若干积极信号。
2026年7月，首届联合国AI治理全球对话在日内瓦举行。同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发布了凝聚十五条共识的《主席声明》，《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同期签署——全球首个人工智能***间国际组织正式成立。从倡议到宣言，从行动计划到制度化安排，全球AI治理正在从理念共识走向共同行动。
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值得关注。据公开信息，中方宣布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这些举措被部分外媒视为“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新路径”——通过开源代码、技术人才输出和本地培训，让发展中国家自主构建产业能力。
王栋在深圳的发言中给出了一个判断：“真正可持续的全球AI治理应该是在安全与发展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能够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当中获益。”
这个平衡点在哪里，目前还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讨论已经从“谁来定规则”延伸到了“如何让更多人坐上牌桌”。在深圳的那场对谈里，来自三个国家的嘉宾用各自的语言和视角，为这个复杂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朴素的开端。
本文由AI辅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