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阳高环境监测造假调查：采样员用村民自来水替代地下水 7个监测井无一真实采样
2026年7月，山西大同阳高县。一名环境检测采样员站在村口一间锁闭的房屋前——里面是一口深度达30米的地下水监测井。按照规范，他应当使用绳索将采样设备下放至井底取水。但绳索不够长。
“只要拍了照，啥都好说，做个假的就行。”采样员对同行的暗访记者说。
接下来，他完成了一整套采样流程的摆拍，逐张检查照片细节，强调“为了看起来合规，细节不能马虎”。随后，他走进村民家中，取了些饮用水，直接灌进采样瓶。
本次监测覆盖7个村庄的监测井——5个点位的水样取自村民家中，剩余2个点位仅取用监测井旁出水管的水。7个采水点，没有采集到一滴真实地下水。7月31日，山西伯霖检测有限公司出具水样、空气监测报告，全部指标“合格”。
摆拍式监测并非孤例
这不是一起孤立事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近期曝光的多起第三方检测机构造假乱象，涉及江西、山西、江苏以及西南地区的数家检测机构。从噪声到水质再到土壤，采样造假已形成一条完整的操作链：在办公室采集白噪音替代工地超标噪声、用20厘米浅坑伪装成深层柱状土采样、将未通电的仪器插在土里装够30分钟。有业内人士直言：“数据全凭经验编造。”
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禁止通过干扰采样、调换样品、虚假监测、篡改或者伪造记录等方式弄虚作假。法律条文清晰明确，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第三方检测机构将监测做成了“表演”。
第三方监测：任务外包，责任不能外包
环境监测引入社会力量，本意是借助专业机构提升治理效能。据行业研究数据，***环境监测站点社会化运营比例从2020年的31%提升至2025年的67%，第三方检测机构在环境空气、水质等领域的市场占有率超过78%。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监管压力也在同步增长。
然而，“任务可以外包，责任却不能转移”。一位环境法学研究者表示，“第三方机构与被监测企业之间是商业合同关系，企业付钱、机构出报告，这种利益结构天然存在‘让报告合格’的冲动。如果监管只停留在纸面审核，不穿透到采样一线，造假就有生存空间。”
据悉，山西伯霖检测有限公司承接的这家被监测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因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环保部门才要求在园区周边布设监测井。恰恰是这家重点监管企业的监测数据，从源头就全部造假。
源头造假：比数据“包装”更隐蔽
过去常见的数据造假，多发生在报告撰写、数据加工等环节——对已有数据进行“包装美化”。只要有真实的源头数据留存，就有人能发现问题。但山西这起案件的特殊性在于：造假从采样那一刻就开始了。源头数据脱离现实，后续的实验分析、报告出具即便再规范，也只是建立在虚假样本上的无效劳动。
一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据公开报道，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以来，全国共查处了1968家弄虚作假的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移送刑事案件167起。另据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2025年度国家监督抽查通报，抽查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机构28家，占抽查总数的28%。近三成的抽查不合格率，折射出行业监管的严峻现实。
“内部一直这样操作”
暗访中更令人担忧的细节是：造假并非个别采样员的“灵机一动”。据央视报道，为帮企业得出合格结果、顺利拿到尾款，第三方监测机构会挑选仪器里的合格数据、打乱时间顺序填入原始记录表，篡改实验室数据——而且“监测机构内部一直这样操作”。
这意味着，造假已经内化为某些机构的“标准流程”。从采样摆拍、样品调包到数据篡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合规表演”链条。被监测企业得到了合格的环评报告，检测机构拿到了合同尾款，唯独真实的环境风险被掩盖。
多地成立联合调查组 行业监管机制待完善
事件曝光后，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与大同市相关部门开展调查。9月7日，省、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联合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赴大同市阳高县开展调查。同一时间，成都市成华区针对被曝光的四川力博检测有限公司连夜成立联合调查组；南京市也连夜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企业立案调查。
但个案查处之外，行业性的制度追问无法回避。第三方检测机构本应是环保监管的“眼睛”和“耳朵”。当这只“眼睛”选择闭上看，谁来守护源头数据的真实？
一位长期从事环境执法的基层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的监管模式更多依赖事后抽查和举报，“但第三方机构数量多、项目分散，每个采样点都在现场，监管力量很难做到全覆盖。需要在制度层面建立采样轨迹追踪、样品溯源、数据复核的机制，把核查压力真正传导到采样一线。”
截至发稿，山西省相关部门尚未公布最终调查处理结果。但可以确定的是，一纸造假的“合格”报告，掩盖的是真实的环境风险，透支的是整个环保监测体系的公信力。
本文由AI辅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