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新局:中国接任主席国背后的全球南方期待

新德里九月午后的阳光斜照进会晤大厅,一位来自非洲的代表在文件包上轻轻拍了拍,对身旁的同僚说:“明年这个时候,该轮到我们飞去中国了。”9月12日下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此间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第十九次会晤。会场内,多位与会代表和学者随后向媒体表达了同一层意思:在“大金砖”完成首轮扩员后,中国接棒将直接影响这一机制下一步的运转方向。

这一宣布并非孤立的外交日程安排。2024年,金砖实现历史性扩员,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等国正式加入,成员覆盖亚非拉三大洲,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全球GDP占比已超过七国集团。扩员后的金砖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新老成员之间的利益协调、议程设置效率、以及对西方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共同立场,能否在制度层面得到巩固?中国此时接任主席国,恰好处于这一机制从“扩容”转向“消化”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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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德里会场传出的信息看,各方对明年峰会的期待集中在几个具体方向上。据与会代表透露,贸易结算本币化、金砖开发银行资本扩充、以及粮食与能源安全合作,是多个成员国私下交流中反复出现的议题。一位拉美国家学者在会场外对记者表示,他的国家最关心的是金砖新开发银行能否降低融资门槛,“我们不需要新的口号,我们需要能落地的贷款”。这种务实诉求,与中国在2022年担任主席国期间推动的“金砖+”外联模式形成呼应——当时中国邀请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对话会,将金砖议程从五国扩展到更广泛的全球南方。

但“大金砖”的内部张力同样不容回避。印度与沙特在能源定价上的分歧、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水权上的争端、伊朗与部分阿拉伯成员之间的历史隔阂,都会在主席国议程设置中被放大。中国作为主席国,需要在保持机制开放性与维护自身战略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宣布接任时使用了“行稳致远”一词,这在外交语境中通常指向对节奏的主动把控,而非单纯追求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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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长的历史周期看,金砖机制自2009年叶卡捷琳堡首次峰会以来,经历了从“概念”到“实体”的转变。2014年福塔莱萨峰会决定成立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制度化的关键一步。2024年扩员则是地理和人口意义上的跃升。中国将于2027年主办的第十九次会晤,将首次面对一个成员数量翻倍、政治光谱更复杂的金砖。主席国的协调能力,将直接决定这一机制能否在联合国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调整等议题上形成统一声音。

新德里会晤结束后,一位东南亚国家智库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金砖的吸引力不在于它已经做了什么,而在于它可能成为什么。”明年中国主办峰会时,这句话的答案将部分揭晓。对于全球南方而言,一个更有效率的金砖意味着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多一个选项;对于中国而言,主席国的角色既是机遇,也是对多边协调能力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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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发稿时,中国外交部尚未公布明年峰会的具体举办城市和优先议程。但新德里会场内外的讨论已经表明,各方关注的不是主办城市的选择,而是中国能否在扩员后的复杂格局中,推动金砖从“清谈俱乐部”向具有实际行动力的多边平台再迈一步。这一步的方向和力度,将影响未来数年全球南方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

本文由AI辅助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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