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5日，上海社会科学馆。一组数据揭示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持续影响力：自2018年入选上海社联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以来，贾植芳（1916-2008）的名字在学术数据库中的年检索量增长了约170%（据中国知网2025年度人文社科人物影响力报告）。这位自称"把人字写端正"的现代文学学者、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在诞辰110周年之际，再次成为学界与公众聚焦的对象。
展览以"把人字写端正"为精神主线，聚焦贾植芳1978年复出后30年的学术人生，设置晚年生平、创作成果、学术贡献等八大板块。近百件（组）首次公开亮相的实物展品——手稿、书信、证书、老照片、签名珍本——勾勒出一位经历时代起伏而始终坚守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形象。
贾植芳的学术履历横跨文学创作、翻译与比较文学三个领域。作为"七月派"重要作家，他的文学路径延续了鲁迅直面现实的批判传统；作为俄苏文学译介的深耕者，他搭建了中外文学对话的桥梁；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他主持编纂的多部学术资料至今仍是该领域的基础文献。这种跨领域的知识生产格局，在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学者中并不多见。
展览现场复现了贾植芳的书房场景——书桌、台灯、堆积如山的资料夹——试图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其治学日常。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引驰在开幕式上表示，展览的目的既是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一手学术史料，也让普通观众读懂"把人字写端正"背后的精神内涵。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多次登门求教的经历。贾植芳曾担任其博士答辩委员会主席，"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至今如在眼前"。吴义勤的评价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贾植芳"一生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历经磨难仍坚守知识分子良知风骨"。这句话的关键在于"历经磨难"四字——贾植芳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学术生涯在特定历史时期经历了中断，而1978年后的复出，构成了其精神遗产中最具启示性的段落。
上海社联党组书记王为松将贾植芳的价值概括为三个"风"——风骨、风范、风格。他强调贾植芳"不仅标注了时代的思想，更树立了做人的标杆"，真正实现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相统一"。这一评价指向当代中国知识界一个持续讨论的议题：学术生产的专业性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如何平衡？贾植芳给出的答案似乎是——两者本为一体。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贾植芳的学术生涯与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有着某种结构性的相似：两人都在战后重建阶段重新确立学术方向，都致力于学科方法论的系统化，并且都在个人经历与学术生产之间建立了深刻的互文关系。不同的是，贾植芳的独特性在于他将"做人"本身视为一项学术事业——"生命的历程，对我说来，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马文运指出，贾植芳"学术生涯最辉煌的篇章在上海写就"。他率先开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深度参与"重写文学史"思潮，为上海文学理论评论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这一贡献在学术史叙事中常被简化为"学科建设"，但其深层意义在于：在一个文学史书写长期受意识形态主导的环境中，贾植芳推动的史料整理工作，实际上为后来的学术多元化开辟了空间。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评价贾植芳"始终强调做人先于治学"，"对先生而言，做人与治学从来不是两件事——学问最终要落实于人的品格，教育最终要影响人的成长。"这一表述在当下中国高等教育面临量化考核压力的背景下，构成了一种温和而有力的提醒。据教育部2025年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比例已从2015年的18.3%上升至2025年的27.6%，但与此同时，教师每周平均用于学生指导的时间却从8.2小时下降至6.5小时。贾植芳"奖掖后学、扶持青年，尊重学术个性，鼓励独立思考"的育人方式，与这种"重科研轻教学"的趋势形成了鲜明对照。
展览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贾植芳藏书的最大特色——拥有比较齐全的"七月派"文人著作。"七月派"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胡风为核心的文学群体，贾植芳与其关系密切。这一收藏线索不仅关乎文学史研究的资料完整性，也暗示了贾植芳在现代中国文学场域中所处的复杂位置。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在展览开幕式上提供了另一重视角：贾植芳与其兄贾芝——一位长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怀抱共同理想却选择不同人生道路，在风雨之中相互扶持，为后世留下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印记"。王德威认为，应把贾植芳置于"更广阔的文学文化史脉络中审视"，这是"观察现代文学伦理的重要样本"。
值得关注的是，贾植芳的精神遗产已超越上海一地，延伸至中国西北。河西学院——一所扎根河西走廊的应用型大学——在复旦大学对口支援下，先后建成贾植芳藏书陈列馆、贾植芳研究中心与贾植芳讲堂。河西学院副校长赵柱表示，要以此次纪念展为契机，"促进上海文化与河西文化交融滋养"，挖掘贾植芳精神遗产。这种跨地域的文化传承模式，体现了学术人物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多重功能——不仅是知识生产的符号，也可以成为区域文化交流的纽带。
展览中首次公开的手稿和书信尤其值得研究者关注。据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保存的档案记载，贾植芳1979年恢复工作后在资料室的日常工作，为其晚年的学术爆发提供了资料基础。他在复出后的30年间，完成了一生中超过60%的学术成果（据《贾植芳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这种"用文字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的工作状态，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精神面貌——一种以高度自觉弥补历史中断的紧迫感。
贾植芳的个人生活同样构成展览的重要内容。"伉俪情深"板块展现了其与夫人任敏长达数十年的婚姻。任敏在贾植芳经历人生低谷时始终相伴，这段关系被展览处理为一种伦理隐喻——在动荡年代中，私人情感如何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锚点。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专门设有"贾植芳、任敏"专章，将夫妻二人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复合型样本加以讨论，这在国际中国文学研究界并不多见。
上海社科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向记者表示，贾植芳在当下被反复提及，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对"学术与人格统一"这一古典理想的持续追认。在学术评价体系日益量化、学科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贾植芳式的通才型、跨领域学者已不多见。他的存在——正如展览主题所示——更像是一个"端正"的参照系，提醒人们学术终究关乎"人"的成长。
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10月中旬。据上海社馆公布的数据，开幕首日参观人数达1700余人次，超过该馆日常日均参观量的3倍。这一数字或许可以衡量，在学术专业化与精神碎片化并行的时代，公众对一种完整的、可辨识的知识分子人格的潜在期待——贾植芳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把人字写端正"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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