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失去穿衣、进食乃至如厕的自主能力，他失去的仅仅是身体功能吗？2009年，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在《柳叶刀》发表文章，结合照护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亲身经历指出，照护是一场深刻的道德历程，其漫长与艰难堪比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归乡之旅。
据公开信息，克莱曼在文中将照护定义为“成为更完整的人的奥德赛之旅”。这一判断背后，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照护现实：照护首先改变的是被照护者。曾经不假思索就能完成的事——起身、穿衣、进食、洗浴、出门、行走，甚至决定何时做这些事——都开始依赖他人。疾病、衰老或功能丧失，令个体被迫意识到，“独立”并非人的自然状态，而是建立在身体能力、社会环境和他人支持之上的暂时状态。
多位照护领域研究者向记者指出，当健康状态下的“我能做什么”突然取代“我是谁”成为每日面对的前景问题，照护的核心矛盾便不再是简单的“能”与“不能”，而是一个动态连续谱：哪些事仍能自己做？哪些需要帮助？哪些可以换一种方式完成？哪些必须由别人暂时代替？照护的艺术，恰恰存在于这些边界不断变化的地带。
克莱曼特别强调，照护是“干中学”。它不是教科书或临床培训能完全传授的技术，而只能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习得。帮助老病者完成基本日常活动，处理突发的情绪变化和记忆丧失，在对方反复时保持耐心——这些看似平凡重复的身体与情感劳动，构成了照护的真正内容。照护者从来不是先掌握知识再去照护，而是在不断照护中，学会理解他人的脆弱、回应他人的需要，并重新认识自己的能力与局限。
这就引出了照护的第二个层面：它同样改变照护者自己。照护不是单向付出，而是共同经历艰难、共同学习成为“更具人性的人”。当一个人需要照护，他不得不暴露身体和生活中原本可以隐藏的部分。照护取消了人与人之间某些惯常的距离，使身体从私人领域进入关系之中，也让那些曾经独自承担的羞耻、疼痛和失控变得可见。
由于以往通过语言、身份和社会角色认识彼此的途径被切断，照护者不得不直接面对一个脆弱个体的身体、恐惧和无能为力。此时，被照护者失去了抽象性，不再是抽象的“老人”“病人”或“失能者”，而是一个具体的人。助浴、喂饭、换衣、处理大小便，这些看似琐碎的身体劳动，每一步都包含着一个伦理选择：是把对方当作一副需要被处理的“身体”，还是仍然把他当作一个有意愿、有羞耻感、有偏好、有历史的人。
若说被照护者的课题是在能力渐失之后重新寻找“我是谁”，照护者则是在承担照护责任的过程中重新理解“我与他人是什么关系”。克莱曼用“共同人性化”来描述这一过程。照护者会发现，我与他之间的差别，也许只是生命所处的时间不同。长期面对一个人的衰老、失能、疼痛和记忆消退，照护者被迫重新理解身体、依赖、亲情以及自己的有限性。他人在脆弱中暴露出来的，最终也是我们自己的未来。
有长期从事老年照护研究的学者将这一理解过程称为“由人及己”。在这一过程中，照护并非一个健康的人对一个“不完整的人”施予帮助，而是两个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共同面对人的有限性。这正是照护与“奥德赛”隐喻发生联系的地方。奥德修斯的旅程表面上是从特洛伊回到伊萨卡，但真正的漂泊感来自途中不断失去原有的身份、位置和确定性。同样，照护中的人也经历着一种缓慢的“去熟悉化”：熟悉的身体变得陌生，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被打乱，过去理所当然的自主权需要重新协商，甚至连“家”也可能发生变化。
据多家媒体报道，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家庭照护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然而，照护者自身的支持体系、喘息服务和技能培训，在多数地区仍处于起步阶段。克莱曼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照护的终点不是把一个人简单地送回“从前”，而是在失去与变化中，重新理解家与自己的方向。照护是一场漫长的归乡，归乡者不止被照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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