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辞世，曾因辐射罹患重症
2026年8月23日，知名战地记者唐师曾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
据公开信息，唐师曾1961年生于江苏无锡，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3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任教，1986年考入公开信息。1990年代，他长期在中东地区从事战地新闻报道，曾采访加利、卡扎菲、穆巴拉克、阿拉法特、拉宾、佩雷斯、沙龙、曼德拉等国际政要。
唐师曾的主要作品包括《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我的诺曼底》等。
据北京大学新闻网介绍，他还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理事、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装甲兵学院研究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稍早前，唐师曾的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校友在一封致他的信中提到，他是一位“白血球几乎为零的危重病人”，因化疗导致自身免疫力降至最低，站立和行走可能随时跌倒。
从巴格达到耶路撒冷：一个人的战地征程
1990年8月2日，唐师曾正在可可西里参加科考。在海拔极高的荒原上，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也要去现场”。
1990年底，他前往巴格达。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他先后在伊拉克和以色列两地做战地采访。他是海湾战争期间最后撤离巴格达的中国记者之一，也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公开采访的中国记者。
彼时的通讯条件远不如今日。没有智能手机，移动通讯尚属稀罕物。唐师曾很早就买了BP机，还特意要了一个好记的号码“5566”——理由很简单：报纸上经常能看到自己拍的照片，别人得能随时找到他。1987年，他又开始使用当时十分少见的移动电话。
在公开信息，同行习惯叫他“唐老鸭”。这个绰号的由来颇为直白——年轻时跑突发新闻，采访现场总是乱哄哄的，镜头被人挡住，他就急得冲着别人叫，非要挤出一条拍摄通道不可。
辐射伤害：战地报道的隐形代价
1998年，唐师曾因受辐射伤害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住院接受骨穿等治疗。据业内人士透露，战乱地区散落的贫铀弹放射性粉尘，是导致他身体受损的重要原因。
核辐射重创骨髓，导致巨幼细胞增多、造血功能永久受损。此后三十余年，他的白血球、血小板数值常年低于健康标准。晚年，重度再生障碍性贫血引发全身多器官并发症，最终恶化为白血病。出行需由幼子以轮椅相伴。
唐师曾并非个例。战地记者面临的健康风险远不止枪弹。化学毒剂、辐射粉尘、疫病、心理创伤——这些隐性的职业伤害，往往在离开战场后才逐渐显现，且伴随终生。
全球战地记者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唐师曾的离世，再次将战地记者这一职业的高风险置于公众视野。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24年12月发布的报告，2024年初至今已有至少68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殉职，其中60%以上遇害事件发生在冲突地区，这一比例为10多年来新高。该报告还指出，冲突地区记者遇害人数连续两年高企。
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数据显示，2024年至少有124名记者在18个国家丧生，是该组织自1992年开始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其中，以色列与加沙的战争就造成了85名记者死亡。
2025年的形势同样不容乐观。据***组织（RSF）2025年12月发布的年度报告，2024年12月至2025年11月间，全球共有67名记者遇害。以色列军队造成的记者死亡人数占总数的43%，连续三年位列全球杀害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另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2026年5月发布的声明，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另有50名记者被捕、3人下落不明、超过420人受伤。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正在急剧恶化的行业现实。
一个时代的背影
唐师曾曾说过一句话：“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
从北大校园到公开信息，从巴格达的战火到耶路撒冷的硝烟，他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动荡与伤痕。他的职业生涯横跨了中国战地报道从起步到成熟的全过程，也映射出这一职业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风险升级。
据业内人士分析，当代战地记者面临的风险较唐师曾年代更为复杂：无人机精确打击使得战场上的记者不再享有“非战斗人员”的模糊保护；社交媒体时代的即时传播压力，迫使记者更频繁地深入危险区域；而冲突各方对信息管控的强化，也使得记者的报道空间日益收窄。
唐师曾的离去，不仅是一位资深新闻人的谢幕，更是一个时代的背影。在他身后，全球战地记者的生存环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护那些在战火中记录真相的人——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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