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砖扩容之后：全球南方的合作逻辑走向何方
当地时间2026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 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围绕如何推进"大金砖合作"，讲话提出了中方对金砖机制下一阶段发展的系统思考。
金砖机制的历史并不长。2001年，高盛经济学家提出"金砖四国"概念时，这只是一种市场投资标签。2006年，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机制化合作由此起步。2011年南非加入，"BRICS"正式成形。此后的十余年间，金砖国家合作从外长会晤扩展到领导人峰会，从政治对话延伸到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等实体化制度建设。
2024年是机制转折的关键节点。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在这一年加入，印度尼西亚随后成为正式成员，金砖成员国数量由此扩展至十余国。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购买力平价口径测算，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超过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这一结构性变化，使金砖从"新兴市场国家的对话平台"转变为全球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制度性力量。
但扩容也带来现实问题：成员数量增加后，共识形成的成本上升；成员国在产业结构、对外政策上的差异也在放大。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多边机制的规模扩张都伴随着协调难题——欧盟历次扩大后出现的决策迟滞即是前车之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筑牢金砖合作根基"，正是针对这一矛盾的回应：先巩固内部合作的质量，再谈外延式扩张的速度。
"大金砖"概念的提出本身有其地缘政治背景。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推行"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政策，将经贸问题工具化、政治化，全球南方国家在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与其实际经济贡献长期不匹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拖延多年，新兴市场国家在董事会中的投票权仍低于其经济权重。在这种背景下，金砖机制为全球南方提供了不依附于西方主导体系的合作选项。
需要客观指出的是，金砖并非军事同盟，成员之间存在立场差异也是常态。印度与中国存在边界问题，伊朗与沙特曾经断交，埃及、埃塞俄比亚在东非事务上各有考量。金砖机制的凝聚力不来自对抗某一方，而来自各成员对发展议题的共同需求。这也是中方反复强调金砖合作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原则的现实依据。
从机制建设看，金砖合作的实体化成果已有目共睹。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自2015年成立以来，累计批准融资项目数百个，贷款规模超过数百亿美元，涵盖清洁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水务与卫生等领域，成员国从五个创始国扩展至多个借款国和观察员国。这与某些国际金融机构附加政治条件的贷款模式形成对照，也解释了为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此次新德里会晤的议程设置，折射出金砖议题的演进轨迹。早期金砖峰会聚焦金融协调与货币合作，此后逐步扩展到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当前，粮食安全与能源转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出关切。全球南方占世界总人口的大多数，但在全球碳排放的历史累计账目中占比有限，"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能否在气候谈判中得到落实，直接关系全球南方对国际秩序公平性的信心。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携手推进"大金砖合作"、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方向。这一表述的着力点在于"团结自强"，即通过南方国家间的相互协作降低对外部体系的单一依赖。从历史脉络看，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都曾承载过类似诉求，但受制于成员经济实力，未能转化为持久的制度影响力。当前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和制造业能力，为这一诉求提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物质基础。
对国际社会而言，金砖扩员带来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结构，与既有的西方主导体系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中方的立场是后者。金砖合作不寻求另起炉灶、不搞阵营对抗，而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仍是多边主义的基石，金砖机制的作用在于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与其实力相称的制度性话语权。
当然，机制愿景与现实效果之间仍有距离。金砖内部贸易本币结算比例、新开发银行的资本规模、应急储备安排的实际动用，与成员国的体量相比仍有提升空间。西方媒体关于金砖"内部分裂""雷声大雨点小"的质疑并非全无依据，其克服之道不在于口号，而在于每个五年周期内可见的制度增量。
此次会晤发表的成果文件涵盖经贸、金融、能源、科技合作等多个领域。后续落实的关键，在于能否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各成员国内部可执行的政策安排。金砖合作发展到第十八个年头，已经从概念验证期进入深水区。它要回答的不再是"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能否持续产出公共产品"的问题。全球南方的规模优势能否转化为治理效能，将是未来数年观察这一机制的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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