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首届京交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台面积约5万平方米，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世界500强企业参会。2026年，同样在北京，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参展企业中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十四年间，世界500强参展数量增长了约6倍。
数字的变化不只是规模的堆叠。从首届京交会的远程医疗、智能城市解决方案，到此后的四足机器狗、数字人民币、AI骨科手术机器人，再到今年10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的全球首发、中国首秀，展台上“主角”的更替，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服务贸易升级曲线。
“出海”从附加项变成前置项
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140余个服务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其中AI、大模型、智能体相关案例占比近四成。但真正让参展企业感到变化的是另一个新设区域——“出海服务专区”。
该专区汇聚了超过60家全链条服务机构，新展商超过50%，国际化率超过40%，涵盖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领域。在现场，围绕出海东南亚等市场的推介路演排满了日程，法律服务、人力资源、品牌营销等机构轮番登台。
这种设置回应的是企业在海外真实碰到的麻烦。一位法律服务机构负责人在路演中分享了一个案例：一家中资企业在印尼并购矿产公司，商业条款与章程已谈定，但股权协议中的优先分红安排和当地法律、公司章程存在冲突，导致并购方案推倒重来，成本大幅增加。
山东一家制造业企业的困惑更具普遍性。“像我们这种制造业企业，想尝试做海外生意，应该先做哪个市场？客户从哪儿找？”服贸会期间，深度数科集团副总裁王妮可几乎每天都要解答十余个类似的问题。有产品但不知道往哪里卖，是不少中小制造业企业出海的共同门槛。
规则博弈中的“新席位”
服务贸易的开放不止发生在展馆内。今年服贸会期间，“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的参加方从最初的发起国增至54个，古巴、几内亚比绍在论坛上正式加入。商务部副部长蒋成华在数字贸易论坛上表示，中方愿以该框架为支撑深化国际经贸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合作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态势：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侧重对接数字服务规则，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聚焦算力物流基建与通关支付效率，柬埔寨、老挝、缅甸则偏向数字基建建设。这种差异意味着，服务贸易出海不能靠一套标准化方案打天下。
在出海服务专区的医疗展台，这种“非标准化”的需求表现得尤为直接。沙特阿拉伯采购商法哈德和谷牧在寻找一款能覆盖多种肿瘤的先进放疗设备，看中了北京企业和浙大二院共同研制的产品。但谷牧提出，当地医院医生不会操作，设备买回去也无法发挥作用。产品经理裴俊植当场给出方案：安装前由中国专家和当地医生进行视频教学，并提供数月的来华培训。
巴西采购商安德烈·库特拉克在杭州虚之实科技的展台前，对一款脑机接口产品表达了兴趣，但同样面临本国医院从未使用过这类技术的现实。企业方面的回应是，产品外观和内容设计可以根据当地需求调整，甚至可以考虑与当地企业合资运营。
从“卖设备”到“卖能力”
港澳台参展商带来了另一种观察角度。“服贸会是一个‘超级连接器’，它连接各地区，也连接***、工商界。”首次参展的量化派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李岩说，和不同地区企业交流后，发现了更多物理AI可落地的场景。台北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室主任陈志斌则提到，与大陆的合作不仅意味着产品流通，也包括经验交流，“北京新发地规模更大，它的市场运营经验值得借鉴；我们的拍卖制度也引起了北京同行的兴趣”。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景贵飞此前在一场人才培养论坛上指出，AI时代要求服务贸易从业者具备数字工具综合应用能力，成为“外语+产业+贸易规则”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这一判断在服贸会现场得到了印证：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的国际化率达到56.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达到62.7%，武田等22家企业首次参展，展台上是设备、药品和数字医疗方案，展台后是培训、认证和本地化适配。
“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增速明显快于同期货物贸易的7.1%。2026年1—7月，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出口增速以明显优势跑赢了进口。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逐渐成型的判断：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不再只取决于“卖什么”，更取决于“谁能把整套服务能力交付到别人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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