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8日，北京。三里屯的咖啡馆里，24岁的美国青年顾凯文用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和客户聊着品牌出海方案。中央商务区的写字楼中，斯里兰卡创业者比曼在几个微信群之间无缝切换，协调着人工智能情绪识别项目的临床测试。顺义的一家咖啡馆内，韩国青年金峻范正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拍摄计划设计路线。
三个不同国籍的年轻人，共享同一个身份——在北京创业的“洋创客”。
他们并非孤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8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和42.8%，有效对冲了美国、英国、日本在華新设企业分别下降10.7%、21.4%和34.9%带来的影响。
把时间拉长看，这一增长势头更为清晰。据商务部数据，2025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2021年至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累计达26.9万户，比“十三五”期间增加6.6万户。近三年，中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顾凯文的故事始于一次夏令营。2016年暑假，这个美国高中生第一次来到中国，“好奇像种子扎了根”。此后的每个暑假，他都跨洋来学中文。高中毕业时，他手握北京大学和美国顶尖学府的录取通知书，最终选择了北大艺术学院。
求学期间，他萌生了创业的念头。“很多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外国人眼中其实特别神奇。”半小时送达的外卖、全民普及的移动支付、时速超300公里的高铁列车——他把这些拍成视频，用“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如今，他在中国社交平台粉丝超过300万，与百余名网络达人合作，还开辟了新业务——“品牌摆渡人”：帮中国品牌出海美国，也协助欧美品牌了解中国规则、对接本土达人。
斯里兰卡青年比曼的创业起点，是一通改变命运的电话。2009年冬天，他入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生了一场大病，“躺在医院里觉得很孤独，手里剩下的钱，刚好够买一张机票离开”。就在那时，北航的陈杰教授打来电话，帮他申请参加学校的科技比赛，赢了学费全免。比曼全力投入，最终靠一副能帮助听障、视障人士沟通的传感手套获得一等奖。
如今36岁的比曼手握多项专利，创办的几家公司估值合计已达数百万美元。他正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从人的语音特征中识别焦虑、抑郁情绪，这项技术已获得超过120万美元的临床研究资助。“在中国，只要有好点子，只要肯努力，都能做出成绩。”他说。
德国人魏叶特在中国工作生活了近20年。2019年，他与一位法国合伙人成立了北京创客说科技有限公司，目标是成为国际科创项目与中国城市之间的“超级连接器”。通过与朝阳国际人才创业大会等赛事深度合作，他们一面帮海外创业公司了解中国市场的规则与机遇，一面帮助中国评委理解国际项目的价值。经他推荐的项目落地率高达90%，近30家国际企业在中国扎下了根。
“部分西方媒体常渲染中国市场门槛高，现实恰恰相反。”魏叶特说，“到中国开公司，人员签证、奖金激励……政策越来越完善，机会也越来越多。”
政策层面的变化确实在加速。2025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从有序扩大自主开放、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增强开放平台效能、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四个方面提出20条措施。方案明确提出“积极支持各国企业家、投资人来华创新创业”。同年，中国推出K签证，持证人可在华开展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以及相关创业和商业活动。
地方层面的探索同样活跃。2026年8月，浙江温州瓯海区核发了全市首张面向外籍自然人的OPC营业执照。江苏苏州相城区为来自意大利、法国、尼日利亚、波兰的5名外籍创业者集中发放了OPC营业执照。浙江义乌则推出“营业执照办理+私人事务（创业）居留签证”一站式服务，打通了留学生留华创业的“最后一公里”。
外籍人才创业联盟秘书长马赫在2026年8月的HICOOL全球创业者峰会***享了一个观察：中国的创业生态正在对海外创业者打开越来越多的入口。“中国多地都有针对40岁以下创业者的支持政策，申请后能获得两年的共享办公空间、研究补贴等。”他说，“地方***也在布局应用场景，创业企业申请对应的场景，表现优异便能收获合同。”在他看来，这种“政策赋能创业者”的机制，是海外创业者在其他市场很少遇到的。
这场为期四天的峰会汇聚了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高科技创新企业，海外参展项目占比达56%。新加坡创新中心负责人尤美慧在会上感慨：“我在他们眼中看到了火花。新加坡的节奏相对慢一些，但在中国，你能看到20多个不同的行业赛道同时被开拓，新的品类正在被创造出来。”
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正在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从区域看，出口大省与沿边省份呈现“双轮驱动”——海南新设外资企业增长38.6%，黑龙江更是高达79.5%。
巴西华裔青年丹尼尔的故事印证了这种区域活力。2019年，他与大学室友靠6000元人民币启动资金在北京注册了公司，“赶上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好政策，公司乘势发展”。他们从广东采购硬件，在巴西进行软件本地化开发，一套方案兼顾性价比和技术优势，仅教育机器人一个项目年流水就超过200万美元。去年，丹尼尔与合伙人团队的总营收突破5000万元人民币。
“在科技领域，巴西与中国的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其中蕴藏着非常多的合作机会。”丹尼尔说。他现在既给中国企业当海外顾问，又陪巴西客户考察中国工厂，横跨两个半球。
多位受访的海外创业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关键词：速度。有创业者表示，中国的商业决策节奏和客户反馈周期明显快于西方，几周内就能验证一个商业假设，而在欧洲往往需要数月。新加坡绿色科技公司蜂睿智联联合创始人徐昕刚刚在北京完成公司注册，他说：“安全、安定、和平的中国市场为创业公司提供坚实的发展基础。这里有让创业者感到安心的确定性。”
同济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教授许涛在分析外籍创客创业案例时总结，他们成功的共同点包括：善用中国数智基建、抓住政策红利、聚焦跨境桥梁、快速迭代试错。
当然，挑战同样存在。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政策信息的获取与理解，仍是外籍创业者面临的现实门槛。针对这一问题，北京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区政务服务局、区税务局协同搭建了外籍人才创新创业政策供给体系，发布了《外籍人才创业百问百答》。温州、义乌等地也在探索外籍人才创业签证和商事登记的便利化路径。
截至2026年5月，中国存量外资企业已超过53万家。这些企业的选择，构成了一组沉默而有力的数据——在全球化遭遇逆风的背景下，仍有人用脚投票。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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