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数研所所长穆长春:数字人民币计量框架升级势在必行以适配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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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在2025 Inclusion·外滩大会的“金融科技新应用与央行数字货币创新发展”见解论坛上发表重要观点,他指出纵观货币发展历程,每一次货币形态的革新均由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共同驱动。而在每次货币形态转变期间,官方铸币与民间私铸的博弈始终存在。私铸货币引发的货币统一性难题,最终需依靠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来解决。

穆长春进一步分析,当前,随着网络技术、移动支付以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央行数字货币已成为法定货币体系升级的重要方向。在现代银行体系架构下,若缺乏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机制,私铸货币的流通将显著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一国内存在多家货币发行主体时,各发行方资产质量的差异会直接导致货币价值出现分化。多种货币以不同价格进行交易,不仅会抬高交易成本,降低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还会使货币的记账单位功能面临不确定性。

“货币的单一性核心在于货币按面值的可互换性,即一国内的货币在支付场景中应具备等值特性。私铸货币若要实现这种可兑换性,并保障抵押品的价值安全,就必须能够无条件按面值兑换为法定央行货币。”穆长春强调,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会随时为有资金需求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并通过严格的央行监管与存款保险机制来确保抵押资产的安全,同时统筹构建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为营造稳定、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提供坚实支撑。

他从货币发展史的视角深入剖析,认为货币体系的演进呈现出形态与信用交替发展的特征。法定货币体系之所以能够确立,是因为国家信用通常优于私人信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无论技术如何变革,货币币值的稳定、流动性的充裕,以及支付体系的公平、安全、高效与普惠,都是永恒不变的原则。

“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家信用的有力支撑、货币流动性的持续提升以及央行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商业银行货币实际上已具备了部分央行货币的属性,二者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模糊并逐步融合。”穆长春表示,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存款准备金和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基础上,存款保险制度大幅增强了商业银行货币的信用水平,央行的保障作用为商业银行货币提供了有力支持;其二,移动支付技术推动储蓄账户的货币层次下移,流动性的提升进一步增强了资金安全性,弥补了存款保险制度在额度方面的限制;其三,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央行对商业银行货币的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有助于央行更有效地管理风险并维护币值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以商业银行负债和央行负债来对二者进行严格区分已不再适用。

他强调,正是基于这样的发展背景,为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求,保障我国人民币的货币单一性,维护金融体系与货币体系的安全,我国亟需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并对相应的货币和支付金融基础设施进行升级。同时,考虑到商业银行货币与央行货币的融合趋势,为从根本上解决法定货币与私人货币之间的矛盾,我国采用了双层运营架构,这一架构既能充分发挥商业机构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力量,又能有效维护货币单一性与金融安全。

自2014年启动以来,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历程已先后经历理论研究、闭环试点和开放试点三个阶段,目前已在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日常生产生活的多个领域逐步推广应用。

谈及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工作,穆长春坦言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同时也发现货币体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改革与升级。

在宏观层面,当前数字人民币作为中央银行的直接负债,实行100%准备金制度。客户将资金存入数字人民币钱包后,资金便回笼至央行。这就需要考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如何提高数字人民币的货币派生能力。

在微观层面,商业银行承担着数字人民币钱包的管理、资金安全保障、支付服务提供以及合规反洗钱等重要责任,而数字人民币目前属于央行的直接负债,因此应当考虑如何实现责任、权利与利益的统一。此外,让老百姓和企业持有闲置且不产生利息的数字人民币资产,也会使其失去货币应有的时间价值。

“因此,为确保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及价格预期相适应,同时充分调动商业银行和用户的积极性,对数字人民币的计量框架进行升级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可借助币串和全局统一账本等业务技术特性,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优质的货币服务。”穆长春如是说道。